蔡美儿(Amy Chua)在其《虎妈战歌》(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)一书中写道：“什么东西都是你玩好了才有意思。”8年后的今天，这位耶鲁大学(Yale)的教授继续展示着她的游刃有余。

上周，蔡美儿的女儿索菲娅?蔡-鲁本菲尔德(Sophia Chua- rubenfeld)获最高法院(Supreme Court)大法官布雷特?卡瓦诺(Brett Kavanaugh)聘用，任最高法院书记员。去年秋天，在那场过程波涛汹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，她的母亲曾为卡瓦诺作保。

蔡美儿擅长拉关系。当上最高法院书记员，一个年轻律师的职业生涯就成功了一半。她对媒体的报道是否受用就两说了。一夜之间，蔡美儿母女变成了美国精英体制不被美国人信任的那些元素的象征。

舆论对此事的反应还有更多理由。蔡美儿的所作所为是无耻的。这位自由派学者公开支持保守派的卡瓦诺。作为耶鲁大学法学院书记员委员会（引导毕业生获得令人垂涎的书记员职位）主席，蔡美儿对卡瓦诺的背书提高了他的可信度。

但这种看上去是利益交换的行为是合法的。大学招生丑闻中的涉事女演员洛丽?洛克林(Lori Loughlin)和费莉西蒂?赫夫曼(Felicity Huffman)则被指控触犯了法律。

洛克林被控支付50万美元来伪造体育赛事记录，以帮助她的两个女儿进入南加州大学(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)。赫夫曼承认支付了1.5万美元，让她女儿在大学入学标准化考试(SAT)中作弊。这两位好莱坞女演员，以及其中一人的丈夫，都因“校园蓝调行动”(Operation Varsity Blues)丑闻面临可能的牢狱之灾。

美国人认为这两件事的训诫意义差不多，这有情可原。

从纯粹的算术角度来看，如果没投好胎，普通美国人进入顶尖大学的机会微乎其微。研究表明，来自中低收入家庭、数学成绩进入前25%的8年级（14岁）的孩子，毕业的可能性要低于来自高收入家庭、但成绩排在倒数25%的孩子。这与精英体制原本应该体现的效果正好相反。来自最富有1%家庭的孩子获常青藤盟校(Ivy League)录取的数量，比来自最贫穷60%家庭的孩子加起来还要多。生在蔡美儿这样的家庭——父母都很成功，并且非常重视子女教育——这样的条件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。

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是这种情况。美国还额外竖起了3道障碍。第一个是校友后代优先政策。与其他大多数民主国家不同的是，在美国，顶尖大学会给父母或（外）祖父母是校友的申请人加分。对此更好听的说法是“遗传偏好”，这与美国的信条背道而驰。常青藤大学约六分之一的入学名额都给了校友的孩子。这大大削减了家境贫寒的天才少年能够获取的名额。

第二个是平权录取。法院将很快就一起亚裔美国人的集体诉讼案做出裁决，他们指控哈佛大学(Harvard University)歧视亚裔。该大学有相当一部分名额——尽管选择得非常有技巧——是为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国孩子保留的。其中一些孩子也是校友后代，更增加了一层讽刺意味。无论裁决结果如何，该案最后可能都要告到最高法院上去。作为校友后代毕业于耶鲁大学(Yale)的卡瓦诺，届时可能会掌握决定平权录取能否继续的关键一票——这也极度讽刺。

第三个障碍简单粗暴，就是钱。如果你给一所大学捐一座图书馆或一个医学实验室，该大学将竭尽全力录取你的孩子。唐纳德?特朗普(Donald Trump)的女婿贾里德?库什纳(Jared Kushner)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：批评人士认为，库什纳的父亲向哈佛大学捐赠的250万美元，可能让哈佛大学忽略了他糟糕的SAT成绩。美国的税收体系甚至奖励这种行贿行为，规定这些钱可以抵税。顶尖的大学比一些国家更富有（哈佛大学有38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，比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(GDP)总和还要多），这一事实并不能制约它们的胃口。它们总想要更多。

在那起大学招生丑闻中，最令人震惊的人物是私人股本公司TPG的前合伙人威廉?麦格拉申(William McGlashan)。据称，他为了把儿子送入一所顶尖大学行贿25万美元。他之前的工作是领导TPG的社会影响部门——资本主义彰显道德的部门。

俗话说得好：“行善者常富。”这把话题带回蔡美儿身上。对精英阶层最好的约束就是羞耻心。没有这一道紧箍咒，一切皆有可能。每个美国人似乎都知道这个系统被做了手脚。真正的区别在于，你是在合法范围内做手脚，还是已经超出了法律的界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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